构建社区抗灾韧性与emBRACE韧性框架 | 社区应对气候变化

《构建社区抗灾韧性》系列之二：

emBRACE韧性框架

文献：Deeming, H., Fordham, M., Kuhlicke, C., Pedoth, L., Schneiderbauer, S., & Shreve, C. (Eds.). (2019). Framing community disaster resilience. John Wiley & Sons.

不同维度和时间尺度的韧性建设是社区有效应对气候变化与其他风险最强有力的工具。本书《构建社区抗灾韧性》从资源和能力、学习和行动三个视角切入，探讨建设社区抗灾韧性的emBRACE方法框架、案例和社区混合方法的测量。

一、简介

社区韧性已成为描述和衡量人们及时有效地预测、吸收、适应和恢复灾害事件影响能力的一个重要概念 (Walker and Westley 2011; Almedom 2013; Berkes and Ross 2013; Deeming et al. 2014）。这超越了单纯社会-生态系统对韧性的理解(Armitage et al. 2012, p. 9)，纳入了社会主观因素，如感知和信仰，以及更广泛的制度环境和治理环境，形成了社区建设韧性的能力(Tobin 1999; Paton 2005; Ensor and Harvey 2015)。许多概念性和实证性研究表明，社区是建立韧性的重要单位，其建立可提高个人/家庭和更广泛人群的韧性(Berkes et  al. 1998; Nelson et  al. 2007; Cote and Nightingale 2012; Ross and Berkes 2014)。

然而，“社区”的理论化程度仍然很低，关于如何衡量韧性建设过程和结果的指导很少。这两个术语——韧性和社区——都包含了固有的模糊性和积极的语言偏见，并且既可以单独使用，也可以组合使用（Brand and Jax 2007；Strunz 2012；Fekete et al.2014；Mulligan et al.2016）。正如Norris et al.（2008）所言，这两个术语都存在含义的变化。我们遵循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中提出的韧性定义：社会、经济和环境系统应对灾害的事件、趋势或干扰的能力，以维持系统的基本功能、特性和结构的方式进行响应或重组，同时保持适应、学习和转变的能力（IPCC 2014, p. 5）。

在韧性研究中，我们可以发现一种差异，即研究的重点往往是更大的地理范围（如地区），或者像心理研究一样，研究的重点是个人层面，延伸到家庭层面（Paton 2005; Ross and Berkes 2014）。在这些尺度上，韧性始终被理解为关系性的。它是人类环境和技术系统与个人及其想象力共同产生的一种不断涌现的性质。作为一种关系特征，韧性既存在于社会互动中，也通过社会互动产生。可以说，与风险人群最密切、最直接相关的是当地的互动，包括非当地行为者和机构的影响。正是在这一空间中，“社区”成为韧性的组成部分，也是韧性研究的关键分析层面（Schneidebauer and Ehrlich 2006; Cutter et al. 2008; Walker and Westley 2011）。

社区的概念包括具有共同身份的行动者群体（如个人、组织、企业）。社区可以具有共同身份（另见第13章）或“共同命运”的地理边界的空间表达（Norris et al. 2008, p. 128）。按照Mulligan等人（2016）的方法，我们建议对社区进行动态和多层次的理解，包括社区作为一个基于地方的概念（例如，洪水泛滥社区的居民）；作为一个空间扩展网络中的虚拟和交流社区（例如，一个地区的危机管理成员）；或者作为一个想象中的群体，个体之间可能从未接触过，但分享共同的身份。

目前只有少部分方法尝试全面描述和衡量社区韧性（Sherrieb et al.2010；Cutter et al.2014；Mulligan et al.2016）。因此，本章的目的是进一步填补这一空白，并通过建立自上而下的系统对抗灾能力的理解，结合实证的自下而上的视角，包括“主观变量”，以及它们如何与更广泛的治理环境相联系。该框架是在现有学术论述和五个国家（英国、德国、意大利、瑞士、土耳其）的实证案例研究基础上。通过与社区利益相关者的参与式协商，在迭代过程中制定，在不同的区域和文化背景下以及针对不同的灾害类型应用和在地测试框架。此外，该框架还作为指导评估当地社区韧性的基础。

二、社区韧性的概念张力

在减少灾害风险的背景下，围绕抗灾韧性概念的张力之一涉及其与社会变革和转型的关系——在那些主张将韧性作为不确定性背景下社会改革和转型的机会的研究者（MacKinnon and Derickson 2013; Olsson et al. 2014; Bahadur and Tanner 2014; Brown 2014; Kelman et al. 2015; Weichselgartner and Kelman 2015），和主张将该术语限制在功能性抵抗和稳定性的人之间出现了分歧（Klein et al. 2003; Smith and Stirling 2010）。

除了反弹（bouncing back）和社会变化之间定义范围的差异外，关于韧性是一个规范性还是分析性概念间也存在另一种矛盾（Fekete et al.2014；Mulligan et al.2016）。韧性的规范层面是指将其作为一种政策工具加以应用，以促进在所有规模上减少灾害风险（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2007，2015）。韧性的分析维度是指其应用于评估、评价和识别选项视角的韧性建设（Cutter et al. 2008; Norris et al. 2008; Tyler and Moench 2012）。这两个维度通常彼此不明显，而是重叠并基本上交织在一起。关于抗灾韧性是否与社会变革、学习和创新有关的张力都可以归因于规范和分析面的紧密结合。尽管社区抗灾韧性可以作为一个理论概念使用，但它有一个坚实的“现实”基础，因此它在减少灾害风险政策中的使用和应用所产生的影响远远超出了关于气候变化、适应和灾害风险的学术讨论。它影响到实际民众，但在国际政策层面上，抗灾韧性也是《兵库行动框架》和《仙台减少灾害风险框架》（联合国减少灾害风险办公室2007，2015）以及国家和地方关于减少灾害风险论述的一个组成部分，例如，英国国家社区韧性计划（国家社区协会2012）或英国地方当局（Shaw2012）。

社区抗灾韧性一词在各种规模的灾害风险管理决策中迅速获得重视，并成为政治和学术讨论的一部分。尽管在自然灾害的背景下，社区抗灾韧性通常具有积极内涵，但基于抗灾能力的风险降低政策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赢家和输家（Bahadur and Tanner 2014）。例如，在英国，抗灾韧性是“责任化议程”的一部分，在该议程中，减少灾害风险的责任有意从国家一级贯彻到地方一级（环境、粮食和农村事务部2011）（见第12章）。这创造了机会，但也存在争议，并可能引发活动者的抵制（Begg et al. 2016）。社区韧性的规范维度及其与政治的关系，要求在分析社区韧性时阐明权力作用和责任分配。

在这种情况下，抗灾韧性“将继续存在”（Norris et al. 2008, p. 128），不仅是一个理论概念，也是一个促进减少灾害风险的政策工具。因此，它对易受危害的社区有直接影响。关于韧性政策和实践是否应限于描述灾害风险降低（DRR）的稳定性导向方面的争论，将学习和社会变革留给其他概念，如转型，忽视了社区层面的灾难风险降低行动的现实。

实地（on the ground）韧性的重要性对韧性理论的发展和进步具有影响。抗灾韧性框架需要考虑到多种相互交织的力量（例如发展过程、DRR和气候变化）（Kelman et al. 2015），以学习、适应和创新现有的风险管理制度。将韧性限制在对稳健基础设施的狭义解释上，将无法满足社会变化和改革需求的地方灾害风险减少，尽管这些建议对于解决气候变化背景下的不确定性至关重要（Adger et al.2009）。

基于这些论点，我们确定了现有韧性框架的三个特点。首先，在韧性研究中，似乎没有充分考虑和反映权力、治理和政治利益的影响。其次，许多韧性框架似乎仍然没有探索韧性是如何通过资源、行动和学习的相互作用形成的。受可持续生计框架（Sustainable Livelihood Framework，简称SLF）的概念影响（Chambers and Conway 1992; Scoones 1998; Ashley and Carney 1999; Baumann and Sinha 2001），韧性概念往往侧重于资源，但未能系统地探讨资源与行动和学习的相互作用，以及如何理解这些变量可能有助于说明社会公平、能力和可持续性（即SLF方法的关键考虑因素）（Chambers and Conway 1992）如何体现的差异。第三，在以社区韧性为特征的文献中，基本上没有明确阐述学习和变革。到目前为止，韧性作为一种变革理论，似乎仍有相当模糊的定义。

考虑到这些方面的韧性框架必然侧重于社会改革的前景，并包含许多难以衡量的“软”因素，我们同意实施韧性框架（Carpenter et al.2001），但认为现有的框架测量（Cutter et al.2008）往往无法系统地涵盖对社区韧性至关重要的所有社会层面。

三、制定emBRACE韧性框架

制定一个跨学科、多层次和多风险的框架来描述和衡量欧洲共同体的抗灾韧性，需要采用跨学科方法过程的多方面方法。因此，我们采用了一种互补的研究策略，目的是从不同的角度和应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在不同的尺度上调查韧性，并整合不同行动方的观点。研究策略包括三方面：对框架演绎发展的结构化文献回顾、相关框架要素归纳发展及其相互关系的实证案例研究，以及与案例研究区域的利益相关者共同参与制定和验证框架要素。

1.演绎框架开发：结构化文献综述

早期综述将关于韧性的不同学科讨论系统化为主题，为社区韧性框架的草图提供了信息。随着项目开展，专业文献综述通过关注框架的不同方面，并考虑最近的出版刊物来补充第一次综述。在整个项目期间，紧随文献的发展，不断更新文献综述（见第2章）。项目早期阶段的文献回顾旨在为制定emBRACE韧性框架提供参考点。通过强调韧性研究更广泛的主题领域和韧性文献更具体方面（尤其侧重于韧性的运作和指标），文献综述为框架的制定提供了指导。它们尤其有助于系统地将emBRACE方法的重点放在社区韧性的学习和变化方面，这在项目的后期阶段通过与框架相关的指标制定过程得到了证实。

2.归纳框架开发：实证案例研究

这五个案例研究包括意大利南蒂罗尔和瑞士格里森的多个高山灾害、土耳其的地震、中欧的河流洪水、英格兰北部的河流和洪涝灾害以及伦敦的热浪。在案例研究中采用了许多定性和定量方法，以论证社区韧性框架。其要求不是应用测试框架，而是归纳韧性的构成因素，这些要素之间的关系，通过提供上下文背景和丰富的经验成果，为演绎、参与和审议框架的开发提供信息（Ikizer 2014；Taylor et al.2014；Ikizer et al.2015；Abeling 2015a，b；Doğulu et al.2016；Kuhlicke et al.2016；Jülich 2017）（见第8章）。

3.利益相关方团体的参与式评估研讨会

第三条主线是在英国坎布里亚、图尔基和德国萨克森州与利益相关方在案例研究中举办三场参与式研讨会，目的是在不同的区域范围为框架发展添加不同社区利益相关方的观点。参与性评估研讨会的目的是收集、验证和评估社区韧性多层面在当地的适用性和相关性。通过在不同国家、类型的社区和危害中选择案例研究，我们考虑到不同的文化和社区对韧性的概念和表达方式不同。研讨会允许与当地利益相关者讨论如何评估韧性，这既是与利益相关者一起介绍和重新验证案例研究工作的初步结果，也是进一步开发框架的起点。

4.综合：框架开发的迭代过程

演绎、归纳和参与式框架开发的这三条线索在一个迭代过程中结合在一起。在与项目合作伙伴以及社区韧性外部专家进行的内部审查过程的补充下，我们制定了综合性框架的临时版本，在参与式研讨会和内外部审查过程中，这些版本一再受到理论和实证结果的质疑。实证案例研究发挥了核心作用，因为它有助于说明该框架如何适用于不同的灾害类型、规模以及社会经济和政治背景。本章提出的emBRACE韧性框架并非最终产品。相反，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需要进一步应用、批评和改进的提案（见第6.5节）。

四、描述社区韧性的概念框架

emBRACE韧性框架将社区韧性概念化为三层框架中相互交织的组件。首先，社区韧性的核心包括三个相互关联的领域，它们在社区内部形成韧性——资源和能力、行动、学习（见下图）。这三个领域本质上结合成一个单一的三方整体。

此外，这些领域嵌入到两层社区外流程和结构中：首先，在灾害风险治理中，指的是法律、政策和社区以外多个治理层面上不同行为者的责任。它支持区域、国家和国际民防实践和灾害风险管理组织。社区外进程和结构的第二层包含更广泛的社会、经济、政治和环境因素，这些因素随快速或增量的社会经济变化以及干扰影响。这三个层次共同构成了社区抗灾韧性的启发式框架，通过应用，可以协助识别被影响和受危害人群中任何特定社区抗灾韧性的关键驱动因素和障碍。

1.社区内韧性领域：

资源和能力、行动和学习

社区自然灾害韧性的emBRACE韧性框架

1.1资源和能力

社区及其成员的能力和资源构成了社区内韧性核心的第一个领域。通过可持续生计方法（Sustainable Livelihood Approach）及其迭代（Chambers and Conway 1992; Scoones 1998; Ashley and Carney 1999; Baumann and Sinha 2001），还有适应性能力的概念（Pelling 2011），我们区分了五种类型的能力和资源。我们认为，这种方法同时也解决了Armitage et al.（2012）识别的对“物质”、“关系”和“主观”变量以及韧性的社会主观维度的需求。

自然的与在地的能力和资源与生态系统服务的保护和发展有关。这包括但不限于土地、水、森林和渔业在其可利用性以及更间接地为社区成员个人福祉方面的作用。在地资源还可以涉及文化和/或遗产资源、当地公共服务、便利设施以及就业和市场的可及性。

社会政治能力和资源说明了政治、社会和权力动态的重要性，以及社区成员影响政治决策的能力。在这方面，法治、政治参与和政府行为者的问责等制度至关重要。参与治理既可以是正式的，例如通过选举，也可以是非正式的，例如通过政治决策中的利益代表。结构性社会资源也存在于社会资本的结构和认知成分中（Moser and McIlwaine 2001），如网络和信任。社会资本指横向家庭、朋友和非正式网络之间的关系，以及更正式的团体成员关系，这可能涉及制度化和等级制度。信任关系有助于集体行动和知识共享，因此是社区韧性发展和维护的组成部分（Longstaff and Yang 2008）。然而，在该框架的灾害风险治理领域内运作，应该承认社会互信关系——社区成员之间可能表达的关系——可以与“对权力的信任”区分开来，在这种信任中，等级权力差异引入了依存关系的元素（Szerzynski 1999）。

财政能力和资源是指抗灾韧性的经济方面，这包括收入、养老金、储蓄、信贷、福利，更重要的是，还有获得保险的渠道。财政能力的作用使人们对个人和公共资产的可获得性和获取途径以及财富在社会集体中的分配产生了疑问。支持财政资源对社区资源作用的因果关系不是线性的。例如，如果收入不平等程度很高，财政资源集中在社会的一个非常小的特定部分，那么增加可用的财政资源并不一定有利于社区韧性。

社区韧性的物质能力和资源包括适足的住房、道路、供水和卫生系统、有效的运输、通信和其他基础设施系统。这也可以指房屋和设备的可及性和使用权，以供就业和减轻结构危害（家庭和社区规模）。

最后，人力资源和能力侧重于个人层面，综合考虑性别、年龄、种族、健康和福利、教育和技能等因素以及其他影响主观性的因素。这里还考虑了心理因素，包括自我效能感、归属感、以往的风险经历、应对能力和风险意识等因素。这些因素加在一起可以理解为影响个人对风险和韧性的认知，但也是推动集体行动的社区领导的促成因素。

根据我们的案例研究（见第15章），社会政治（例如善政、具体的灾害立法、立法实施的监督、协调与合作、公民社会、相互信任、道德和文化传统价值观等）和人力（例如性别、收入、教育和人格特征等）资源和能力是获得的最为显著的资源和能力。

其中一个参与式研讨会与当地利益相关方（英格兰北部）讨论了早期版本框架，该研讨会表明，对于参与者来说，社会政治及人力资源对于描述其社区韧性最为重要。例如，提出了衡量对外和对内移民，以及留在该地区并参与结社活动的意愿指标，以描述社区精神和团结的程度，这种精神和团结被认为对受人口流失和人口变化威胁的地区社区韧性至关重要。

1.2行动

在emBRACE韧性框架内，社区韧性包括两类行动：民事保护和社会保护。民事保护行动请参阅灾害风险管理周期的各个阶段，包括准备、响应、恢复和减缓（Alexander 2005）。社区采取的韧性行动可能与这些阶段有关（例如，天气预报和警报的准备行动）。因此，民事保护侧重于针对特定风险的行动。我们增加了社会保护方面的考虑因素，其中包括独立于风险的韧性行动，如减少脆弱性的措施和建立社会安全网（见图6.1）。社会保护行动包括各种类型的行动，旨在为社区成员提供必要的资源，以提高生活水平，使其不再依赖外部援助来源（Davies等人，2008年）。社会保护已被列为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因为许多韧性建设行动不能直接归因于民事保护行动，而是与更普遍的追求福祉和可持续性有关（Heltberg et al.2009；Davies et al.2013）。例如，存在一个积极的基于社区的志愿和/或慈善部门，能够提供社会支持（如食品银行）和参与性社区活动的资金（如社区基金），并且可以在紧急、灾害引发的社区需要时扩展或扩大，被发现是为所有直接或间接受危害影响的人群提供一定程度安全的因素（Dynes 2005）。

然而，此类社会保护措施并非仅由社区和志愿部门提供，这些因素还与更广泛的福利服务（卫生、教育、住房等）提供有关，而福利服务最终是国家和地方政府的责任。因此，将社会保护作为这一领域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是相对于其他框架的重要进展，因为它明确考虑了社区如何通过其应对和适应自然灾害的能力，以及减少一些（如果不是全部）成员所面临的生计风险作出贡献的能力来体现韧性。

社会支持机制在邻近社区也特别重要（例如，在英格兰北部，从山区农民到洪水后的城镇居民）（见第12章）。有证据表明，在2005年和2009年的两次洪水之间发生了学习和适应，但后一次洪水的严重程度实际上低估了已采取的任何物理减缓和民事保护措施的影响。在采取社区应急规划等非结构性措施的地方，应对活动的水平和成功率都有了显著提高。虽然这些行动减轻了一些后果（例如，更少的车辆被淹没），但在财产被淹没的情况下，仍然会造成重大损害。因此，能够传播社区保护的先锋，以及对社区空间（如团体或建筑）的需要，受影响者可以通过分享经验和审议计划来学习。这是推动恢复的关键因素，也是推动未来缓解努力的关键因素。洪水事件后的大部分支持是由特定官员协调的，其“正常”角色和技能是以社会而非民防为导向的，这一事实本身就强调了从框架角度理解抗灾韧性的重要性——作为一种包含过程的实践，而不是作为风险响应能力的简单衡量标准。

1.3学习

学习是在emBRACE框架中塑造社区内韧性的第三个完整领域。我们试图在社区韧性的背景下提供学习的详细概念（见第4章）。我们遵循的学习理念是，通过集体学习和交流学习，可以产生许多社会成果、获得技能和知识积累（Muro and Jeffrey 2008）。学习以正式和非正式的方式进行，通常通过对话和共同兴趣在自然和非强迫的环境中进行。此外，当实践在人与人之间传播（也称为“社会学习”）（Reed et al. 2010）并嵌入到社交网络中（McCarthy et al. 2011）时，学习是最成功的。在这种理解中，学习是一个持续的、适应性强的知识创造过程，通过批判性反思和各种知识类型的综合促进的社会互动，从个人开始逐步扩大，从而导致社会结构的变化（例如组织授权、政策、社会规范）（Matyas and Pelling 2015）。基于这种理解，我们将学习概念化为由不同的要素组成，从风险或损失的感知、问题解决，到批判性反思和测试/实验，以发展新的知识，这些知识可以传播到整个社区和社区之外，使韧性嵌入到一系列社会层面。

第一个要素，风险和损失感知，掌握任何行动者、组织或机构意识到未来灾害风险或感受当前或过去灾害事件影响的能力。意识可以来自科学或其他形式的知识。

其次，一旦超过风险容忍度阈值，风险和损失问题化的能力就会出现。风险的问题化表现为行为主体认为潜在或实际灾害损失或当前实现的风险管理效益成本比不恰当。这包括程序公正和分配公正问题，并可能产生变革的势头。

第三，对技术、价值观和治理框架的适用性进行批判性反思可能导致对社区风险相关社会契约的质疑。批判性反思被认为是一种机制，通过这种机制，在将所学内容应用于思考或行动之前，可以理解所学内容。

第四，实验和创新指的是测试解决风险管理问题的多种方法，因为这些方法的成功程度各不相同。这可以将风险管理转变为一种新的效率模式，在这种模式中，实验是韧性和长期风险降低的短期成本一部分。在这种情况下，创新可以被概念化为衍生风险管理干预原始主张的过程。这包括从其他地方或政策领域引进知识，以及基于新信息和知识生成的进程。

第五，传播对于分享思想、实践、工具、技术和价值观是不可或缺的，这些思想、实践、工具、技术和价值观已被证明能够在社会和政策社区实现风险管理目标。

第六，也是最后一点，监测和检查指的是监测现有风险管理制度恰当些的过程和能力，以应对不断变化的社会和技术、环境、政策以及危险和风险感知环境。土耳其地震案例研究表明，该国一个地区的地震经历促使国家层面的经验学习，以及通过新立法和新灾害风险管理组织。这种经历使人们对待灾害的态度产生了非常强烈的影响，将重点从灾害管理转向了灾害风险管理（Balamir，2002年）。同样的变化过程似乎也适用于个人，尽管程度较小，因为地震经历导致风险意识、防备和购买地震保险的增加（见第15章）。

意大利巴迪亚阿尔卑斯山村的案例研究侧重于将风险和损失视为韧性学习的一个要素。调查结果显示，尽管生活在巴迪亚的人们有很高的风险意识，但许多人并没有预料到并准备好迎接一场事件。对不同风险行为剖面的解释表明，认为自己面临未来滑坡事件风险的人要么在过去亲身经历过滑坡事件，要么在之前的滑坡事件后参与了清理工作。比较两组受影响/未受同一方向先前滑坡影响的居民的结果表明，最近和过去的个人经历，再加上积极参与应对阶段，会导致更高的风险感知，尤其是在考虑未来时（见第13章）。

2.社区韧性的社区外框架

2.1灾害风险治理

在拟议的自然灾害社区抗灾韧性特征中，三方领域——资源和能力、行动和学习——嵌入到两个社区外框架中。第一个框架是正式和非正式的灾害风险治理，包括地方、区域、国家和超国家各级的灾害风险管理法律、政策和责任。从案例研究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社区抗灾能力及其组成资源和能力、行动和学习过程与现有的正式和非正式法律、政策以及民事保护和风险管理责任有着密切的互动关系（例如，根据德国国家水法和欧盟洪水指令绘制洪水图）。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责任可以是指正式的法定职责，或者是指社会对参与灾害风险管理行为者和利益相关者的非正式道德或社会期望。

将更广泛的风险治理理念与社区的具体环境联系起来，需要关注社区的资源和能力、行动及其学习过程与特定框架之间的互动，通过该框架，明确了灾害风险管理中的责任、互动模式和参与决策过程的方式。英国坎布里亚和德国萨克森两个案例研究中的“责任化”议程可以作为一个例子。在这两个案例研究中，社区行动都受到向下推进的责任议程影响，该议程包含在环境和社会事务部针对英国的“为水腾出空间”战略和德国萨克森州的水法中，后者要求公民实施缓解措施。这与Walker和Westley（2011）的呼吁非常相似，他们呼吁“将权力下放到地方社区层面，如果地方政府对自己的反应负责，那么在灾难面前更有可能产生理智、自我组织和领导力”（第4页）。案例研究工作表明，这不仅与地方政府有关（Begg et al. 2015; Kuhlicke et al. 2016），但也适用于可能受自然灾害影响的公民个人（Begg et al. 2016）。

对总体灾害风险治理背景的承认还允许对遵守民防原则的社区进行比较，这些社区通过某种方式采取行动，但采用不同的适应性（或不适应性）选项，其风险管理结果可能会有所不同。换言之，为了理解社区的风险评估、管理和降低过程作为定义该社区韧性因素的重要性，确定社区如何为现有的标准化和/或立法原则“增值”变得非常重要（例如，在英国，所有指定的1类响应组织都有合作的法定义务）。通过这种方法，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看到，一个特定社区的抗灾韧性指标不太可能是是否存在国家或地方政府级规模的风险评估过程和结果，而是社区本身是否进行了额外的社区特定灾害风险管理活动。

2.2非直接危害相关背景、社会生态变化和干扰

作为第二个社区外框架，我们认为三个维度是社区韧性的影响条件：第一，社会、经济、政治和环境背景；第二，社会、经济、政治和环境随时间的变化；第三，各种类型的干扰。

社区抗灾韧性的非风险相关条件的第一个维度是社会、经济、政治和环境/生物物理环境。这包括社区本身的背景因素和条件，需要向外扩展社区韧性分析，以考虑直接或间接影响社区韧性的更广泛的政治和经济因素。在不同的概念和理论中，这些背景因素已得到解决，例如在机构分析（Ostrom 2005; Whaley and Weatherhead 2014）、共用资源研究（Edwards and Steins 1999）或社会生态系统研究（Orach and Schlüter 2016）中。

对背景因素的分析也可以在时间上向后扩展，并包括对随时间变化的分析。因此，除了或多或少稳定的背景因素外，我们还将社会、经济、政治和环境随时间的变化作为社区外社区韧性框架的影响因素。灾害风险和危害研究学者（Birkmann et al.2010）以及政策变化学者（Orach and Schlüter 2016）已经确定了不同的变化动态和类型，从渐进、缓慢的变化到快速和突然的转变，从迭代到根本的变化。这可能包括社会变化、经济变化、政策变化以及自然环境的变化，例如与气候变化和土地退化有关的变化。

考虑到第三种情况，各种各样的干扰会影响社区及其韧性，部分与感知或经历变化以及特定的环境因素密切相关。正如Wilson（2013）所指出的，干扰既有内生原因（即来自社区内部，如当地污染事件）也有外生原因（即社区外部，如飓风、战争），包括突发灾难性干扰（如地震）和慢发干扰，例如干旱或全球贸易的变化（关于影响社区韧性的人为和自然干扰类型，见Wilson 2013）。根据Wilson的观点，我们得出的结论是，社区永远不会“稳定”，而是持续同时受到干扰、变化过程和各种背景因素的影响并作出反应。因此，干扰不仅会对社区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还可能引发其他情况下可能无法激活的变化和转变。因此，在经验应用中，随着时间推移，环境变化与缓慢发生的干扰，或触发变化的干扰之间的明确区别并不总是可能的。

五、讨论和结论

1.领域和社区外框架之间的相互联系

考虑到拟议的三方框架相互交织的组成部分，通过认识到资源和能力、学习和行动领域之间可能相互作用的复杂性来指导研究，以形成地方一级的社区韧性，并认识到整体位于包括时间在内的更高层次背景中。因此，努力评估多个层面、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它们在不同环境中如何针对不同的危害进行实践，可以丰富社区韧性的评估。在emBRACE案例研究中可以找到如何在实践中使用社区韧性emBRACE框架的例子。

2.基于指标的评估中框架应用和操作

社区韧性的emBRACE框架是在五个案例研究中对特定地方级系统进行实证研究基础上反复开发和完善的，因此得到了当地社区韧性研究结果的有力支持。其主要目的是以连贯和综合的方式描述社区韧性，但也可用于衡量韧性，因此是一种启发式方法，可作为基于指标的评估进行实践。因此，该框架提供了一种可能的——但在经验上合法化的——结构和路线，以选择和在概念上定位社区韧性指标。

在emBRACE项目中，我们得出了特定于案例研究的社区韧性指标，以及一组更简洁、实质性的指标，这些指标可在整个案例研究中推广，但都与该框架相关。

3.对结果的反思，

接受调查结果的方法和限制

通过考虑不同学科背景和最新韧性理论方法研究，演绎性地制定了描述社区韧性特征的拟议三层和三方框架；还开发了归纳式、基于案例研究工作的经验见解。其成果是以理论为基础的启发式方法，可以指导实证研究以及实际的灾害管理和社区发展。emBRACE案例和相关研究为该框架提供了信息，也通过这些案例和相关研究得到应用和实施。

研究不一定包括所有领域和元素，但往往侧重于某些特定领域及其更详细的相互作用。尤其是学术研究往往回避过于复杂的解决方案。治理层面的政策制定者和决策者往往倾向于寻求可能被认为是一维的解决方案，但从业者和社区成员都清楚地意识到他们所面临问题的复杂性——在这个框架中看到了“现实”。在指导灾害管理和社区发展时，该框架有助于突出与社区抗灾能力相关的多个因素的重要性。无论该框架为科学还是更实际的应用提供信息，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有必要使该框架适应其应用的特定背景，例如文化、风险类型或社会政治背景。

尽管如此，作为一种启发式手段开发的，即一种基于经验的策略，并作为沟通和理解的辅助手段，该框架并不是最优或完美的。这是一个简化的启发式方法，但也许这就是它作为“边界对象”有用的原因；它相对简单，使得它能够得到社区成员的认可，但也能够被在其他两种环境中或之外工作的人所理解。最后，该框架应考虑不断发展的研究进展，以进一步概念化社区韧性，并在社区韧性的各种背景下应用和细化该框架。

本文由郝一丹和郑欢翻译编辑，郝一丹目前在读北京师范大学碳汇测算领域硕士；郑欢毕业于德国弗莱堡大学全球化研究硕士和澳洲国立大学环境研究和社会学学士，目前从事城市韧性发展和气候适应领域工作。